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吴三桂没有穿清廷官服，反而是一身汉式缟素，头戴方巾，率领三军将士，来到郊外的永历帝陵前，恸哭不止。
    哭祭过后，当着三军将士的面，昭告皇天后土：
    指责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发誓要“反戈北逐，扫荡腥气”。
    旋即宣布起兵反清，兴明讨虏。
    同年十二月初一，吴军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清廷展开了战略进攻。
    十二月十一日，吴军前锋到达贵阳，贵州提督李本森等清廷官员不战而降。
    十二月二十日，吴军到达贵州镇远，并由此地分兵两路北上：
    吴三桂亲率吴军主力，为东路军，进攻湖南;
    王屏藩率吴军偏军为西路军，进军四川。
    此时，距离吴藩起兵，已经过去一个月。
    而远在燕京的康熙，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才收到吴三桂的起兵叛乱的消息。
    当天，康熙就召集众臣，对吴军的进攻方向进行了预判：
    清廷认为，接下来吴军必犯湖南，并很可能渡江北上。
    而荆州(今湖北江陵)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
    荆州一旦失守、让吴三桂控制长江上游，顺江则东向取应天，南下则能通湘粤，汉水、巴蜀皆在其掌控。
    此时在荆州的满城，虽已有八旗官兵5700多人。
    但康熙在当日朝议后，立即诏令前锋统领硕岱启程，要求满蒙每个佐领人出前锋兵一名（注1），星夜赶往荆州布防。
    要求硕岱到了荆州后，伺机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
    三日后（廿四日），康熙仍感到兵力不足。
    谕令，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
    要求满洲与蒙古八旗的每个佐领，出前锋各1名，护军各7名，骁骑各10名、汉军每佐领（共212个佐领）骁骑各5名，总兵力计11392人，由勒尔锦统领，开赴荆州。
    前锋统领硕岱奉命后，率部于十二月廿八日启程，次年（1674年）年正月廿四日抵达荆州。
    而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部，分两批前往荆州。
    第一批，其先头部队由护军统领伊尔度齐、额司泰等率领，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初三日启程，相继于二月一日、二日、六日到达荆州;
    第二批，勒尔锦于正月十日亲率主力出征，经过2个月的行军，三月十一日抵达荆州。
    其实，从清廷下令调兵集结的时间到出兵时间，就已经说明，清廷八旗已经开始颓废了。
    第一批五百余人的先头部队，用了七日的集结才能出发，说明战力已经开始下滑。
    第二批是护军也是千余人，在已经遍地警报的情况下，也是七日才能出发。
    而这两批都是用了近一个月，才能到达前线，且两军都是马军。
    燕京至荆州（今江陵）约1300公里，相当于马军一天平均走43公里。
    一般来说，是正常行军。
    可问题是，燕京到荆州，是一路平原，更无危险，并且沿途粮秣补充充足。
    在这种前线急需援兵情况下，竟然还需要走一个月！
    第三批，由勒尔锦集结的部队，从康熙下旨到集结完毕，前后用了十七天。
    行军更是用了二个月，平均一天行军20公里。
    跟吴三桂当年奉崇祯旨意，烧掉宁远城后，在后金军的追杀下带着一群老弱走到山海关的速度比起来，相差无几。
    而此时吴三桂的东路大军攻势迅猛，相继攻占常德、澧州、岳州、衡州、长沙等地，到1674年3月，不但攻陷湖南全境，还占领了湖北的松滋等地，兵抵长江。
    但不管清军走得多慢，都比吴藩叛军更早抵达荆州，从而稳定了荆州人心。
    虽然有八旗军及时赶到荆州的客观存在原因。
    但不可否认，当时吴三桂没有趁对方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进攻，的确是重大的战略失误。
    “唉……如果当时携大胜之势，强渡长江进攻荆州就好了。”
    吴三桂轻叹一声，继续强打起精神，准备在行辕内等待前来参见的湖南巡抚方光琛。
    方光琛，字廷献，是前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也是吴藩国内文官之首。
    在方一藻经略辽东时，吴三桂拜其门下。
    方一藻的儿子方光琛，当时跟在父亲身边学习政务，与吴三桂十分投机，“缔盟为忘形交”。
    后来，“遂入桂幕府，每事咨决焉”。
    方光琛非常有能力，有能力就得多干活，这是恒古不变的道理。
    于是兼了大学士、中书省给事、长沙巡抚等职位。
    这从侧面也可看出，吴三桂可用的文官严重不足。
    方光琛即是阁臣，又是地方督抚，在筹措前线粮草、料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