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德里火车站站前广场，不同肤色的人拎着大包小包摩肩接踵走向四面八方。

    广场不远处，一个白色西服、方格衬衣，头戴巴拿马礼帽的男子手拿一份《每日快讯》报纸漫不经心打量着出站的人流，偶尔抬手看下腕表。此人唇上留着浓黑的胡子，脸部皮肤因长期日照呈褐色，灰色眼球。

    他在等人。

    忽地，他眼睛一亮，情不自禁吹了下口哨，出站口处，穆勒等五人正好露面，随着人流向这方向走来。他正想迎上去，三个戴着头巾帽的警察朝这里走来，他犹豫了一下，停住，转身往相反方向走去，他走得很慢，边走边侧脸用余光扫视那三个警察。

    警察叫住了穆勒等人，问了几句提出要检查他们的证件。五人放下行李，掏出护照递给带队的警察。带队警察挨个翻开护照，看了看，还给他们，又问地上的行李是不是他们的，得到肯定答复后，带队警察命令高个警察打开一个黄色旅行袋，两袋巴掌大的信封露出。带队警察拿起其中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撕开封条闻了闻，脸色倏变，瞪着五个人，“这是谁的？”

    穆勒非常奇怪，黄色旅行袋是他的，但两个信封却不是他的，他也从未见过这两个信封。“先生，这个旅行袋是我的，但这两个信封不是。”

    带队警察盯着穆勒，“先生，这一点也不好笑。你意思是袋子是你的，而里面的东西不是你的？”

    “请听我解释。”

    “我是要听这两袋海洛因的来历，不过不是在这，是警察局。”他一挥手，“先生们，我很遗憾你们旅行的第一站是在警察局。”

    不远处那个白西服男人直到看着穆勒五人被警察带走，这才若无其事地离开，叫上出租车前往电报局，给柏林拍了一封加急电报：表弟患急性传染病，已住院隔离。

    记忆是岁月的阶梯；记忆是生命的驿站；记忆更是离别恋人的纽带。小凤到上海的第一件事不是欣赏大都市繁华的街景，不是关注来往人群鲜亮的服装，而是贪婪地呼吸着潮湿的空气。她知道，这个城市的一隅住着那个让她爱过、也恨过的欧阳功名，她吸进的空气一定有其味道。

    情感的确是个奇怪的东西，伤她越深的人，她爱之越切。

    杨杰已经改回本来模样，俩人叫了黄包车，车夫按要求把他们拉到离城隍庙附近的梅花弄堂，在一家小旅馆的二楼分屋住下。

    俩人收拾好东西已近黄昏，杨杰和小凤换了服装下楼，朝店老板问明城隍庙方向，溜溜达达走去，沿途，有一些挑担卖小吃的摊贩不停吆喝着，按杨杰意思先吃点食物再去，小凤心急，怕太晚天黑看不见，坚持回来再吃。

    进了城隍庙，俩人直奔霍光殿，小凤脚步不自觉加快，没几步发现杨杰气喘吁吁，甚是吃力，连忙放缓。杨杰虽说靠药物支撑，却还不能与正常人相比，稍微走快马上体力不支。

    霍光殿光线很暗，四周空无一人。小凤踏进门槛顾不上杨杰几大步来到牌匾前，睁大眼从高到低快速扫描。蓦然，眼睛一亮，牌匾最低端，一个指甲盖儿大小的圆圈赫然在目。她哆嗦着，颤抖着摸向圆圈，眼眶湿润，十多年的委屈、相思化作无限感慨。“冤家啊，梦里千回徒增岁，日夜思君不见君，怎知今日太阳照，不负昔日少女心。”她倚靠柱子，如泣如诉暗暗道出心声。

    杨杰走到跟前，也看到了记号，精神一振。他没有打扰小凤，而是绕屋一周，又来到殿外观察，确认无人跟踪，这才回到小凤身旁，拿出一把小刀，让小凤在圆圈旁划上一个月牙。

    俩人出来后，杨杰要小凤陪他把整个城隍庙转了一遍，这才出了大门。他们都感觉到饥饿，来到最近一处卖小笼包摊前站定，要了三屉热气腾腾的包子，外加两碗混沌，坐在小木凳上吃起来。

    摊主没有别的生意，和俩人聊起来。聊着、聊着，摊主把话题转向城隍庙，当说到霍光殿显灵一事，立刻引起杨杰警觉。他佯装不信，说道士眼花看错了，摊主将手挡在嘴边，悄声道：“不可能，他今天被人送进医院，我亲眼看见的。”

    回去路上，杨杰告诉小凤，所谓显灵有可能是欧阳功名夜访霍光殿。小凤惊喜交加，俩人商量后决定，天黑后潜入城隍庙等候欧阳功名。

    夜幕降临，门被敲响，她打开门让杨杰进屋。

    小凤对杨杰的印象非常不错，从医院开始，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坚毅勇敢表现给她巨大震撼。她见过被砍头的江洋大盗临死前的张狂，“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看似豪气云天，与杨杰相比则形成巨大反差，一边是色厉内荏，一边是视死如归。她忘不了西木秀村与杨杰的对话，忘不了杨杰拒绝华神医的关心，共产党人的形象在那一刻通过杨杰得到最完美的诠释。旅途中，她第一次从杨杰嘴里听到有关共产党的理想抱负，第一次了解共产党人忧国忧民、为民族兴亡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她激动了，向杨杰提出加入共产党。杨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