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内一片肃然，崇祯皇帝仔细地看着面前的两份奏章。一份是三法司对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判决书。另一份就是杨鹤的儿子杨嗣昌的替父代罪的奏章。

    当崇祯二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上任以后，发现陕西全境农民造反风起云涌。因此，杨鹤就提出了要朝廷提供钱粮，对陕西的受灾老百姓赈灾的请求。

    杨鹤的理由就是，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是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朝廷出谋划策的。杨鹤主张要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去，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

    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也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杨鹤的主张很有道理，崇祯皇帝也拨发出帑金十万两赈灾以支持杨鹤的主张。

    但是，杨鹤的招抚赈济的主张很快就破产了。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条就是因为没有后续的赈灾钱粮支持，很多已经招抚的造反农民旋抚旋叛；

    另一条就是因为鞑子入关，陕西派出了到京城的勤王军队，导致陕西的官府手中，只有很少的朝廷军队对农民造反军队进行围剿。再加上那些勤王的兵丁的逃亡后，投入到农民造反军队中去，使得陕西农民造反军队的势力更加庞大了。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主剿派官员的杀降行为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杨鹤的主张是彻底破产了。而接任杨鹤陕西三边总督的是，在剿灭农民造反大军时，屡立功劳的洪承畴。

    另外提一句，洪承畴上任为陕西三边总督以后，通过血腥的手段镇压和不让粮食流入到农民造反军队活动区域的方法，有效地把陕西的局面平定了下来。

    而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造反军队，却渡过了黄河，基本上都进入了山西境内，把山西搞得是一塌糊涂。并且在山西，他们还组成了三十六营，使农民造反军队的行动可以呼应了起来。

    杨鹤和主剿派官员的谁是谁非这里不谈。因为只要是个现代人，都知道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道理。他们的做法其实都是有缺陷的。

    但无论如何，杨鹤作为一个失败者，总是要受到惩罚的。因此，崇祯皇帝就派出缇骑把杨鹤抓到京城来治罪了。三法司为杨鹤的罪行定下了绞刑的刑罚。

    而得知了父亲杨鹤的刑罚，杨嗣昌立刻上了一份奏章，要以儿代父，接受绞刑的刑罚。崇祯皇帝现在就是在看着这两份奏章。

    通过了袁崇焕事件，崇祯皇帝对文官那种当面君子背后小人的做法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对文官也有深深地不信任感。可是由于崇祯皇帝对文官的不信任和对宦官的提防，现在的崇祯皇帝又深深地感到身边没有得力的助手辅佐。

    我们都知道，在明朝，儒家道德准则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而受到儒家教育的崇祯皇帝，也完全把儒家的准则作为了自己的行为准则。

    当他看到杨嗣昌肯替父代罪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自己面前好象出现了一块金子。是孝子那就必定是忠臣。在崇祯皇帝的脑海中，就深深地印下了杨嗣昌的名字。

    崇祯皇帝放下了手中的奏章，对王承恩说道：“王伴伴，那杨鹤虽罪无可赦，但其子却有一片纯孝之心。罢了，改绞刑为流刑吧。”

    王承恩立刻低头领旨说道：“陛下真有一片仁爱之心啊！”

    王承恩的俏皮话引得崇祯皇帝哈哈大笑，他忍不住笑骂道：“你这老奴，就会逗朕开心。不过现在就是不知道，孙太师在辽东如何了。”

    王承恩见崇祯皇帝刚开怀不久，又操心国事，连忙安慰道：“孙太师文韬武略，他提出的筑大凌河城的主张，各位阁老又都赞成了。老奴就琢磨着是肯定差不的了。皇上您就安心吧。”

    “嗯！”崇祯皇帝微笑着点点头，在不知不觉中，他的思绪飞向了辽东。

    在主持收复了永平四城，又对关内的明军进行了调整以后，孙承宗于崇祯四年的正月正式到辽东就任督师一职。他刚一上任，就开始进行第三次的抢筑大凌河城的军事行动。

    修造大凌河城，是孙承宗原先堡垒战术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孙承宗去职以后，接任的袁崇焕也先后两次要修造大凌河城，但是都被后金军给破坏了，当时修造的大凌河城也被后金军拆毁，只留下了城墙地基。

    孙承宗为什么要修造大凌河城，那肯定是因为大凌河城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可以成为宁锦防线前沿的一个堡垒，可以增加宁锦防线的防御厚度；二是大凌河城可以有效的在后金和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之间钉上一个钉子，让后金军和蒙古军不能够随意汇合，统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