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着山脚下，沁这柴草清香的炊烟，占课烟囱上冒出一条淡淡的线，我的思绪越飞越远，一下被扯到了四十多年前。

    那一年，文革巨大漩涡，搅得天在转，地在转，我们这批黄嫩青年，一下子被刷到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有黄土，风沙滚滚遮住天，我们一腔热血两身汗。

    要让荒山高粱红，要让稻火赛江南。

    白天挥汗夺“高产”，夜晚被窝里面泪涟涟。

    嚼着带沙的饭，饮着苦涩的泉。

    “吃土也要干革命。”，不知是哄自己，还是哄老天。

    十几年，十几年，终于，秃山点上点点绿，糙碗盛上白米饭，青春热血都涌进，怒吼的风，刺骨的寒。

    临走，胸中涌出一股眷恋，为何绳儿把心牵？

    在时嫌她苦，嫌她难，别时，又舍不得扯，舍不得剪，希望她断，又怕扯断。

    一晃又是几十年，背有些驼了，鬓角已斑，我们爱回忆了，爱寻找了，寻找历史车轮驶过的瞬间，车轮与铁轨的锤炼，一朵朵花的飞溅。

    哪一朵花是你？

    哪一朵花是我？

    它们点点的闪亮。

    是照亮了别人还是照亮了自己的心田？

    车厢里的灯渐渐亮了，车厢外面渐渐暗了，天由灰色变成浅蓝，变成深蓝。又变得有些黑黑的朦胧，只有远处一盏又一盏闪烁的灯，给昏沉沉的夜增添了些许的活力。

    列车在轨道上行驶着，隔一段时间要咯噔一下，隔一段时间又咯噔一下，间隔很快，很均匀，那是一段铁轨和另一段铁轨的接缝处，为了防止热胀冷缩，两根铁轨不能接的太紧，中间要留一定缝隙，车轮在上面压过，所产生的声响。

    车厢里的知青慢慢安静下了，有的仰在座背上昏昏欲睡，有的趴在座椅中间的小桌上闭目养神，有的仍然窃窃私语。

    王大力趴在小桌上，眺望着窗外黑乎乎的夜，心里有一股酸酸的，又空荡荡的感觉。

    离开北京了，就这样去插队，他的心理有些不甘，自己刚刚十七岁，就要远离北京去山西，去那个没去过，也不知道的地方。今后会怎样，吃的怎样，住的怎样，那里真的有像老师动员插队时说的那样的半人高的白菜，亩产千金的高粱？

    车厢外暗暗的夜色，偶尔一闪而过的一盏两盏孤零零的灯光，使他又陷入到这几天一系列有关插队事情的场景：

    那是在一个北京名牌中学初二3班的教室里，他们是北京的一座男子中学，他是1964年九月上的中学，应该六七年七月毕业。然而就在他们上初中二年级期末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也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斗老师，打校长，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到外地串联，后又学工，学农，六七年没毕业，好不容易熬到六八年，十月的这一天却号召他们上山下乡。

    教师在教学楼的二层，这座教学楼是日式的教学楼，推拉门，木地板，灰墙，走在教室的地上，嘎嘎直响。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低头忍声憋气的老师，他们的班主任赵凤同老师，四十左右的年纪，走到讲台前，双手轻轻拍拍坐姿，双眼放出文化革命以前讲课时才有的那种威慑人心的眼光，轻声地说：“同学们静静，静静。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四十五个座位的教师，只坐着十七八个同学，其余的学生都没来，因为文化革命上学一只是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从没有人管你。有时一天就只有一两个学生，只来教师瞅一眼就回去的情景。来十几个人，已经是不错的了。

    同学们有些诧异地看着老师，真不知道这位让自己斗过，又给戴过纸糊的高帽子的老师会说什么。

    “同学们，上面”老师用手指指屋顶，“指示我们去山西插队，我们学校是试点，全班端，基本全去。”

    座位上的十几个人一下子安静下来，半天没有一人出声，同学们看着老师，老师看着同学，这样静静地大约有两三分钟，才有个叫李宝成的同学问：“老师，咱们去山西哪啊，是太原，还是大同？”这位李宝成是班里的书记，思考问题还是比较周到的。

    “是太原东北边，二百多里，一个叫忻县的地方。”老师脸上露出一丝一闪而过的微笑，“咱们是第一批去山西插队的，所以找了个比较好的地方，听说那儿的白菜能长半人高，高粱能亩产千斤呢。最起码，到那儿饿不着。”

    “去县城还是农村？”李宝成又问。

    “当然是农村了，插队怎么能去县城呢？”老师脸上又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去插队有什么条件吗？”班长李兵问道。

    王大力坐在教室后面的一角，李兵这一问，他马上知道条件，就是出身。因为之前他就听说学校已经招了两次工，一次是去机床厂，一次去煤矿，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出身红五类工农学商兵。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