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丞相职位却权力显赫，除承担全国行政机关职能外，更有考核任命全国郡县官员的权利和处罚处分的权能！但必须注意的是，皇帝近亲、一些核心机构官员如九卿以及内史(类似于现直隶总督的角色)不在考核范围之内。

    换个角度看，除去这几位关键官员外，全国各地的政务皆受丞相管辖。正因如此，始皇帝设置了左、右丞相，防止出现一方独大的情况。

    当始皇帝在位时，借助征服六国积累下的声威，利用这套政治架构，轻易就能在打击政敌的同时，实现意志覆盖至所有规定之上。换做是继位的扶苏，面对的则是历经多年的始皇之规需知的是，秦帝国所谓的“祖制”，尽管未如后世这般神圣不可侵犯，从商鞅改革开始，历代秦王朝实际上多会在一定程度违背先王的旨意，以适应时代的变革需求。

    扶苏思考的是，既然现在朝堂的局面，犹如死水，四通八达而相互缠绕——能否做出一个挑战祖规的决定，开启一个新的局面呢？

    对于始皇帝而言，设计的制度是为了传至万年，并非仅仅局限二、三代，而是一种委托管理制度模式，皇帝把国家政权托付予大臣，政务由丞相和三公九卿共同掌舵。自信爆棚的大胖子认为，自三皇五帝以后，其历史成就无人能够超越，所以其创立的制度必将是完美的、且适应于千年百世。

    于是，他坚信，制定的政策将没有缺陷，必定适用于无数个时代，永远指导未来子孙如何前进。

    对于扶苏来说，那些真正的障碍不仅在于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高级政务官员，而是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权力之手。

    既然被秦皇时代的政治架构桎梏，那么为什么不学习一下武帝的智慧，试图摆脱现行的三公九卿体系呢！

    在此的驱动下，扶苏从一旁拿取了一片竹简，开始草拟关于调整官僚职务的敕令：

    调整中书令组织模式，内宫引导、接待及仪式活动由宦官统领；重组尚衣局及尚席局的职权，使之能直接讨论政事，而非仅仅作为文书起草机构。

    写下一系列的敕令后，扶苏又准备了另外几份竹简，持续编写下去：

    任命侍郎李承为尚书令，品级相当于八百两银币；

    委派弘文阁的萧何为尚书右副将，其俸禄按五百度量计算；

    指派博士郦食其担任尚书左副将，同萧何的秩比，各为五百两银币；

    命令弘文阁萧何为尚书右领主，秩等同于五百两银币；

    委任周昌为尚书左领主，其品秩亦为五百两银币；

    指派兵士陈婴为内官谒者的令官，品位同样达到八百两银币；

    任命周苛为内官右丞，他享有同等的五百两银币的待遇；

    又安排了兵士陈平等人为内官左丞，在相同待遇下的角色，皆享受五百两银币。

    为了强化内侍部门的功能，增加太中大夫叔孙通用腰牌进出皇都的能力并授以特例权限，以体现他对君侧的信任和支持。

    随后，从士馆内选拔了几名熟知公事的兵士作为尚书助理与内官使者之列，他们尽管职位较低至八百两之下，却均在宫中承担辅助皇帝的服务，因此无须经由丞相府任命流程。

    完成这一系列敕令后，用口略吹去纸上的些许残湿印记，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名字，心里溢满着骄傲。

    这样的秘书团队阵容，可以说是古今独一无二了吧？当年汉武帝便是以类似的手段，逐渐消解了旧朝大臣的影响力，使他们从政策的缔造者转变成了只懂服从、不问缘由的职业政员，权力分割、职能区分的策略犹如后来内阁制和军机处的雏形，既赋予决策性，又保持执行效力。

    这种对官僚结构和权责分设的操作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为后人的权力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在坚持统治稳定性与推进变革间寻找可能的最佳方案，同时保持了权力平衡的微妙之道。这种历史借鉴在现实政治中的实践价值不可小觑，尤其是在追求政治现代化与制度改革的道路上，吸取古人的智慧以求实现更加公平和高效的政治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内廷主管决策，而外部行政机构负责执行政策。如若外部们反对某一决定，理论上，他们甚至可以选择辞职，并回家帮孩子抚养更多的子女。在几年前的局势中，嬴政或许并不具有这样的魄力和影响力去做这样的举动。但是，经过陇西战役的巨大成功，开辟千里的壮举，使他的信心和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于那些东胡使者，扶苏将他们暂时留在了礼宾馆。一方面说是为了与邻邦友好，实际上是在尝试从他们的口中获取对匈奴及其周边部落的内部动态情报；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考虑在北部边境开放市场，交换东胡特色的商品的想法。

    由于扶苏善良，无法眼见他人困境，打算用河东产区的食盐来交换东胡不需要的人参、海豹皮、牛、马等地方特产。